广东代表团的代表们一到北京，就备受媒体的关注，“进一步解放思想”成为一个聚焦话题。就在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俞可平说：“青春的闪亮，首先应当是思想的闪亮；青春的光彩，首先应当是心灵的光彩！没有思想的解放，就难以有思想的火花，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民族都莫过于此。”
在
记者采访刚刚来京的两会代表委员时，强烈地感受到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将会成为贯穿两会的一条红线。
30年改革开放史，某种程度上也是思想解放史。理论上的每一次突破，政策上的每一次调整，实践中的每一次发展，无一不是思想解放的成果。
30年来，一批批青年人打破头脑中旧的条条框框，敢闯、敢试，敢为思想先，敢为天下先，为改革开放这本大书挥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现在的发展都是思想解放带来的
“我现在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历次思想解放所带来的。”
41岁的新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严琦就这个话题和记者一直谈到凌晨。这个亿万身家的女老总“美滋滋地破例熬夜”：“‘南巡谈话’给我洗脑，解放了政府和社会的思想，如果还是只要多养几只鸭子就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陶然居永无出头之日！”
当年28岁的重庆美女严琦，是从“小平南巡谈话”中的乡音里听出了很深的意味，选择了一条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的道路，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严琦辞掉高薪工作“下海”，在街上摆了5张桌子卖田螺，名声渐渐响亮，许多人专程开车来，急切地等着上一轮食客打着饱嗝离开。她和同事们用小小锅铲炒出一个“餐饮帝国”。
2006年后，重庆掀起新的思想解放，严琦的陶然居在两年内营业额由6亿元增长为15.6亿元！
她的一项新农村建设项目，俨然一个传奇。
“曾有人戏谑说，政府部门是‘J、Q、K’，也就是‘钩、诓、卡’。民营企业光盖公章巴巴就要一年多，再被‘J、Q、K’一下，甚至可能被弄黄了；重庆的思想解放运动消除了所有制歧视，我这个首批投资过亿元的大项目，只花4个月就完成从开始征地到投入使用，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这个速度，简直可以和刘翔比试比试——政府跨越的栏，名叫履行政府职能职责中的思想障碍。”
同样，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左宗申，也是一位思想解放的时代弄潮儿。
1979年，在“文革”中辍学的26岁青年左宗申“下海”了，开起了摩托车修理铺，练就了让同行咋舌的绝活儿：车子从他身旁经过，他就能通过声音听出这车的发动机情况如何。
此前一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遍及全国，治国方略随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左宗申看到了通向美好未来的门。“即使可能呛死、淹死，也要下海去试试。”
“下海”后如鱼得水的左宗申，从组装摩托车中找到了更大的乐趣。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时的1992年，他敏锐地发现了“个体户发展千载难逢的机遇”，“没了政治风险，做梦都想做大做强”，当即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摩托车生产厂。当时，非公经济的政策并不明晰，私人办公司还是有相当大难度的。
而实践检验了探索之路，左宗申的旗下，如今已拥有世界上最大摩托车制造商之一的企业集团，其中一个子公司的市值便超过100亿元。
左宗申和严琦的成功，正是30年来青年在思想解放浪潮中抓住机遇奋斗的缩影。
每一次思想解放我们都勇立潮头
“历史一再证明，社会发展每每到了关键转折点，都会有突破性的标志，而这些标志似乎都有着一些共同点，比如都有思想解放的烙印，都有青年的身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1979年，正在基层做团委书记的郗杰英在媒体上发表了关于如何从实际出发学习理论、如何正确看待青年追求物质利益的问题的文章，勇敢地涉入“禁区”。
如今已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的他，亲眼见证了中国青年在解放思想舞台上的积极表现：一个为主流意识所不容的画展，不能进入展览馆，只得在展览馆的树林里挂在绳索上展出，但依然被驱散，年轻的画家仍未放弃，辗转到公园里展出。
从《爱情的位置》到《污染须清除，精神要美化》，再到《定远县农村青年恋人“私奔”采访记》——当年的《中国青年报》作为青年的良师益友，始终站在“文革”后拨乱反正、推动思想解放的舆论前沿，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
俞可平的话一语中的：青年人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挑战，乐于进取。他们没有思想的束缚，没有观念的僵化。
一代代青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中，成为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先锋。
1978年年底的一个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要“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从而开启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迈开了农村改革的第一步。
同年的江苏江阴市，吴仁宝带领华西村不怕“退回资本主义、搞家经济”的反对，偷偷摸摸地办起了小五金厂，当年村集体账户上有了100万元。
到1979年年底，全国个体户登记就突破10万，形成了非公经济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推动、成就了个体经济群体的出现，步鑫生、马胜利……
青年改革人物风起云涌，张海迪等青年榜样感动中国。
当好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排头兵
两会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代表，在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作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报告，其中至少22次提及“思想解放”。其实，当年被民间称为“娃娃市长”的他，一直在推动着思想改革运动。
1988年11月，33岁的汪洋出任安徽铜陵市代市长（后任市长），在电视上疾呼：要改变观念、解放思想！有人“养鱼怕偷”，就是不怕穷……
2006年，汪洋就任重庆市委书记，率领7位市级领导和19个市级部门的“一把手”，专程到某民营企业考察。以此表明市委市政府的态度，毫不动摇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他说，这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民营企业的“施肥”问题，而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打什么“鬼”？就是要打阻碍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落后观念的“鬼”，打一些机关部门缺乏服务意识的“鬼”；只有打掉了这些“鬼”，真正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才能为重庆再上台阶、实现新突破创造良好环境。随后，一场“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的讨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对于此次广东新一轮思想解放，团广东省委书记
就在两会召开前夕，中央决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试点工作，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试点工作。正如一些代表委员谈到的：“我们很多成功经验，就是在不断试、不断闯、不断调整、不断总结中积累起来的！”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反思、否定乃至批判，必须注重理性和建设性。”郗杰英委员认为，“不能好高骛远，要有序地参与，解放思想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实现民族复兴，改善人民生活，如果解放思想反而导致倒退，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解放思想。”
他认为，青年要当好解放思想的先锋、鼓手和实践者，最重要的前提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脱离实际、脱离常识即成教条，要打破教条，解放思想，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从变化的形势出发。”
其次，必须坚持用正确的理论指引，坚持用活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指导思想解放。
最后，青年解放思想，必须注重实践，带着胸怀天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紧紧地把握住大多数人利益的方向，激发内在的动力，更加主动积极地投身于改革开放的火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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