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选：培养选拔好干部

　　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各项目标任务，需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作保证。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

　　好干部的标准是什么?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今年6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提出了明确要求。实践中，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围绕培养选拔好干部进行着不懈探索。

　　近期，本报记者分赴上海、四川、福建、河南、云南等多个省区市实地采访，与多名组工干部、党员群众、基层干部深入交流，就好干部选拔任用的关键环节、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度剖析，撰写了7篇系列报道，从今天起连续推出，敬请关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构建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凸显了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在改革中的作用与分量。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而什么样的干部才算是好干部，才能挑起改革发展的重担?对此，《决定》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干部。

　　这20个字的好干部标准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今年6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 总书记就首次用这20个字，为好干部画了一幅“标准像”，为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选贤任能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那么，中央为何反复强调好干部标准?这20个字的背后又有哪些深刻寓意?这样的标准如何在具体的干部工作中得以落实?这些都是各地各级组织人事部门需要深思的问题。

　　本来不该模糊的标准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革命和建设实践总结出的经验。正因如此，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

　　那么，到底应该选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干部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

　　在过去，这个问题的答案曾经是十分清楚的——革命战争年代，对党忠诚、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懂政治、懂业务、又红又专的干部就是好干部;改革开放初期，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知识、懂专业、锐意改革的干部就是好干部。不同历史时期，好干部的标准各有侧重，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德才兼备，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

　　然而，近些年来，在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头脑中，对于干部的评价标准却出现了模糊。

　　一些地方把好干部和拉动GDP增长画上了等号。据人民日报报道，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内地中小城市官员的升迁概率与GDP增长关系密切，GDP增速比前任0.3%，官员升职概率就高于8%。如果官员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上，其升迁概率是负值。这反映了这些地方干部评价上以GDP论英雄的不正确标准。

　　一些地方用大量的“一票否决”指标来衡量干部的好与差。一个中部省份调查显示，该省针对地方和基层的各种“一票否决”内容多达62项。从招商引资到烟酒销售，从整顿黑网吧到打击非法行医，都冠以“一票否决”之名。这让不少基层干部疲于应付、顾此失彼，甚至导致弄虚造假糊弄、重“硬指标”轻“软指标”等现象的出现。

　　此外，由于选人用人上不正之风的影响，一些地方选出来的干部素质和能力明显不合格，甚至出了一些“带病提拔”、违规提拔的干部，致使不少同志对好干部标准的认识模糊了。

　　正如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所说，当前，一些干部身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最突出的是“急躁”、“飘浮”、“跑要”。反映了有些干部党性不纯，世界观迷失、政绩观偏离、权力观错位，与好干部标准格格不入，与转型发展的要求格格不入。他们的所作所为，败坏了党的风气，侵害了正常的干部选用规则，搞乱了干部工作的导向，危害转型发展事业。

　　这些问题的出现，大多是缘于对“什么是好干部”这个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偏差。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党的执政之基。

　　因此，重树好干部标准，就成了当务之急。[page]

　　20字标准剑指何处

　　 总书记对干部工作高度重视，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干部工作，并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阐释。“什么是好干部”，是他重点阐述的第一个问题。

　　“不拔高，不用生僻的词语，简洁明了。每一句话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掷地有声。”中央党校教授李民说， 总书记提出的好干部标准，短短20个字包含着五个层次的要求，精炼地概括出了“好干部”的时代内涵和基本标准——“信念坚定”是价值所依，“为民服务”是使命所在，“勤政务实”和“敢于担当”是一贯作风和可贵品质，“清正廉洁”是为政底线。

　　在这20个字中， 总书记格外强调了“信念坚定”和“敢于担当”，这又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

　　理想信念坚定，历来是党的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有无数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英勇牺牲，支撑他们的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

　　现如今，虽然大多数干部理想信念是坚定的，政治上是可靠的，但也有个别干部在这方面存在着问题——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

　　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滑向犯罪的深渊。人民日报报道，据2013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的职务犯罪案件数字，近5年大约平均每两月查处一名省部级干部，每两天查处一名厅局级干部，每天查处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

　　近日，更有媒体盘点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80余名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其中很多人都是因为理想信念的崩塌才一步步走上不归路。

　　 总书记形象地把理想信念比作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因此，把理想信念放在好干部标准的第一条，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而“敢于担当”，则是针对一些干部身上普遍存在的好人主义盛行，不敢批评、不愿批评，不敢负责、不愿负责的现象。

　　有的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满足于做得过且过的太平官;有的身居其位不谋其政，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有的为人圆滑世故，工作拈轻怕重，岗位挑肥拣瘦，遇事明哲保身，有功劳抢得快，出了问题上推下卸。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说，现在有一部分干部，干事沉不下心，跑关系、走门子倒是挺上心，今天在这个领导那套近乎，明天又和那个领导联络感情，自己的本职工作却抛在九霄云外。

　　“这种消极懈怠的老好人心态是非常严重的隐性腐败。”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刘素华举例说，招投标项目产生的腐败，就是在有关领导或关键人物打招呼后，招投标项目的评委们不履行职责导致的。

　　在社会上，人们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领导干部形象地称之为“圆滑官”、“老好人”、“推拉门”、“墙头草”。这样的干部多了，对于党和人民事业必将产生极大的危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敢于担当”的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如何让标准落到实处

　　中央提出的好干部标准，需要在基层得到落实。然而，这20个字，从领导讲话和文件里真正落实到具体干部工作中，恐怕不那么容易。

　　如何把中央精神和地方实际结合起来，是地方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一些地方的党委和组织部门开展了好干部标准大讨论，对照中央要求，根据本地实际，提出好干部的具体标准。

　　银川市于9月中旬至10月上旬在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中开展了“银川市好干部具体标准”大讨论活动，在《银川日报》和银川党建网开辟专栏，动员党员干部群众建言献策，提出意见建议，增加大讨论活动的广泛性、针对性。

　　四川省近年来涌现出不少全国公认的好干部。“巴山红叶”王瑛、“高原群众守护神”菊美多吉、“用生命诠释人民公仆精神”的兰辉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如何让更多这样的好干部不断涌现?该省把好干部标准落实为干部选任工作中的“重品行、重实干、重公认”用人导向。重品行，就是要注重选拔那些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品德高尚、清正廉洁的干部;重实干，就是要注重选拔那些真抓实干、敢于担当、克难攻坚、奋勇争先的干部;重公认，就是要注重选拔那些不图虚名、作风过硬、组织认可、群众满意的干部。

　　值得注意的是，干部工作都是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而开展的，如果地方党委政府不转变发展思路，选干部、用干部必然还会出现偏差。

　　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地方不能再以GDP论英雄，“十二五”规划也淡化了对GDP增速的要求，但前不久有媒体整合31个省区市未来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后发现，GDP“翻番”依然是频繁出现的字眼。可见，考核政绩以GDP为主的观念不改变，选拔干部以GDP为重要依据的情况就很难改变。

　　一些基层干部坦言，在实际工作中，有些政绩是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的“显绩”，例如GDP增速、招商引资数量、园区开发规模等;有些政绩是短期难见效、不好量化的“潜绩”，比如交通治理、环境保护、为群众解决难题等。“显绩”显然对干部升迁的影响来得更为直接，因此很多干部主动或被动地被GDP牵着鼻子走。

　　如今的中国，正在奔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高速前行，各地也努力围绕这一宏伟目标选干部、配班子。然而，正如一位哲人说过的，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就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中央重申好干部的标准，就是要让好干部标准重新明晰起来，寻回好干部的“坐标原点”和“准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真正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支撑。